机动车：“非道路”肇事应同路上肇事一样统一定罪和量刑/夏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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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7-07 18: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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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非道路”肇事应同路上肇事一样统一定罪和量刑
作者：夏伟林 滑力加
当某人驾驶机动车在城区、公路等道路上行驶时，如果发生因自己的过失致人死亡的事故，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依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造成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的；或重伤一人以上，情节恶劣，或后果严重的；或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起点在三万元至六万元之间的；其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只有当出现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才能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则要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以上处罚的规定，相信不光是每一个机动车驾驶员、法律工作者清楚，就是一般老百姓也懂得一点。
人们不仅知道这些，而且也大多知道：因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只要情节不是太严重，能够积极赔偿当事人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失，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判处其实体刑，而是判处缓刑的。
但如果这事故不是发生在上述道路上，而是发生在居民区内、机关大院、乡村大道、小路上等“非道路上”，依照有关法规解释，其罪名就变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对于这一定性，恐怕一般人就不太了解了。
而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一规定来源于2000年11月2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八条。
该条是这样规定的：“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
这三条分别是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
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有不妥之处，尤其是把发生在“非道路上”的机动车肇事案件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更是值得探讨。
笔者先举一个真实案例，然后进行分析。
2003年8月19日，呼和浩特市某村一杜姓农民无照驾驶一辆装满石头的四轮车，在某村路上，因躲避对面来车，将一村民撞死。2004年1月，某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杜某有期徒刑四年。
杜某之所以被判处四年刑，主要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的最低法定刑是三年。况且杜某系一外地来呼替人打工的农民，根本不具备赔偿的能力，因而杜也就不可能具备从轻处罚的条件。这样法院的判决也就无可非议，并且是有法可依的。
但，杜某如果不是在乡村道路上，而是在城区等道路上发生同样事故，其罪名只能是定交通肇事罪。而以此罪量刑，同样原因和情节，杜某最重也只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可现在就因为杜某事出在村里的道路上，又因为赔偿不起当事人的经济损失，其结果就是起码要比定交通肇事罪的人多服一年刑。
那么同样是驾驶机动车，同样是违反道路交通规则——无照驾驶。仅仅因为肇事的地点不同，罪名不但改变了，而且量刑也重了。这能说是公正吗？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一种行为、两种定性、多种量刑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法司法解释的瑕疵。
首先，该《解释》首先就同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罪行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明文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显然，杜某在乡村道路上因过失原因撞死一人的行为，其罪过不应该大于在城区道路因同样原因撞死一人的罪过。起码其量刑不应当超过交通肇事罪的最高法定刑——三年。
其次，该《解释》将在“非道路”上发生的机动车肇事排斥在交通肇事罪之外，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说及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分类。
依照我国刑法分类，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畴之内，其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共安全。直接客体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直接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
而从大量的司法实践看，机动车肇事不管是在城区还是在其他“非道路”上，绝大多数是由于驾驶员违反道路交通法规造成的。如本文中，杜某就是无照驾驶。而无照驾驶违反的不正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吗？
第三，在我国，除军队、武装警察和拖拉机驾驶员由相关部门管外，其余的都是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管理。难道一名驾驶员驾驶一辆机动车行驶在公路上就由交警管，到了乡镇，交警就管不了吗？再说吊扣驾照也是交警的职权。
第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尤其是在很多地区，已经是村村通公路了。还有就是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正在飞速发展建设。但在建路时，不少地方的车辆需要借道或绕道行驶，其中难免要占用乡村道路。还有是当一些公路被自然灾害破坏时，如洪水、泥石流等，在抢修道路时，机动车辆脱离公路干道的情况更是常见。机动车驾驶员在“非道路”上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多。这种“一种行为，两种定性”就更显露出其矛盾性。
作者：夏伟林 滑力加
当某人驾驶机动车在城区、公路等道路上行驶时，如果发生因自己的过失致人死亡的事故，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依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造成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的；或重伤一人以上，情节恶劣，或后果严重的；或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起点在三万元至六万元之间的；其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只有当出现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才能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则要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以上处罚的规定，相信不光是每一个机动车驾驶员、法律工作者清楚，就是一般老百姓也懂得一点。
人们不仅知道这些，而且也大多知道：因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只要情节不是太严重，能够积极赔偿当事人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失，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判处其实体刑，而是判处缓刑的。
但如果这事故不是发生在上述道路上，而是发生在居民区内、机关大院、乡村大道、小路上等“非道路上”，依照有关法规解释，其罪名就变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对于这一定性，恐怕一般人就不太了解了。
而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一规定来源于2000年11月2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八条。
该条是这样规定的：“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
这三条分别是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
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有不妥之处，尤其是把发生在“非道路上”的机动车肇事案件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更是值得探讨。
笔者先举一个真实案例，然后进行分析。
2003年8月19日，呼和浩特市某村一杜姓农民无照驾驶一辆装满石头的四轮车，在某村路上，因躲避对面来车，将一村民撞死。2004年1月，某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杜某有期徒刑四年。
杜某之所以被判处四年刑，主要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的最低法定刑是三年。况且杜某系一外地来呼替人打工的农民，根本不具备赔偿的能力，因而杜也就不可能具备从轻处罚的条件。这样法院的判决也就无可非议，并且是有法可依的。
但，杜某如果不是在乡村道路上，而是在城区等道路上发生同样事故，其罪名只能是定交通肇事罪。而以此罪量刑，同样原因和情节，杜某最重也只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可现在就因为杜某事出在村里的道路上，又因为赔偿不起当事人的经济损失，其结果就是起码要比定交通肇事罪的人多服一年刑。
那么同样是驾驶机动车，同样是违反道路交通规则——无照驾驶。仅仅因为肇事的地点不同，罪名不但改变了，而且量刑也重了。这能说是公正吗？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一种行为、两种定性、多种量刑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法司法解释的瑕疵。
首先，该《解释》首先就同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罪行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明文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显然，杜某在乡村道路上因过失原因撞死一人的行为，其罪过不应该大于在城区道路因同样原因撞死一人的罪过。起码其量刑不应当超过交通肇事罪的最高法定刑——三年。
其次，该《解释》将在“非道路”上发生的机动车肇事排斥在交通肇事罪之外，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说及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分类。
依照我国刑法分类，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畴之内，其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共安全。直接客体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直接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
而从大量的司法实践看，机动车肇事不管是在城区还是在其他“非道路”上，绝大多数是由于驾驶员违反道路交通法规造成的。如本文中，杜某就是无照驾驶。而无照驾驶违反的不正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吗？
第三，在我国，除军队、武装警察和拖拉机驾驶员由相关部门管外，其余的都是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管理。难道一名驾驶员驾驶一辆机动车行驶在公路上就由交警管，到了乡镇，交警就管不了吗？再说吊扣驾照也是交警的职权。
第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尤其是在很多地区，已经是村村通公路了。还有就是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正在飞速发展建设。但在建路时，不少地方的车辆需要借道或绕道行驶，其中难免要占用乡村道路。还有是当一些公路被自然灾害破坏时，如洪水、泥石流等，在抢修道路时，机动车辆脱离公路干道的情况更是常见。机动车驾驶员在“非道路”上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多。这种“一种行为，两种定性”就更显露出其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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