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办法（修正）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30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00年4月29日公布的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9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推进本省义务教育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义务教育经费，是指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及其他渠道筹措的经费。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多渠道筹措义务教育经费的体制，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稳定和逐年增长。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的检查监督，依法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筹措渠道的畅通和合理的使用。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应加强义务教育经费管理，勤俭办学，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接受教育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的检查监督。

第二章 来源与筹措
第五条 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
（一）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
（二）国务院规定开征的教育费附加；
（三）用于义务教育的附加费；
（四）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杂费收入；
（五）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和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
（六）社会捐赠、教育集资、教育基金和救灾款项等。
第六条 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包括：
（一）教育事业费；
（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
（三）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
（四）城市维护建设税中用于城市中小学校舍的维修补助。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的一点五个百分点，保证公办教师工资和属政府支付的民办教师补助费按时足额发放，并使按在校学生人均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在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含行政公署，下同）应设立专项经费，并逐年增加，重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安排一定数额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建设。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用于实施义务教育的部分，不得低于上一年的水平。
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应划出10％至15％用于实施义务教育。
第十条 国务院规定开征的教育费附加包括：
（一）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教育费附加；
（二）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
第十一条 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应纳税额的3％交纳的教育费附加，由税务部门随同正税同票征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照国务院规定，农村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乡镇集体和个体农林牧副渔业企业的教育费附加，由地方税务部门按销售收入的1‰至2‰征收。
第十二条 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由县级人民政府按乡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至2％的比例（包含在农民负担的5％之内）和农业人口数下达征收任务，由地方税务部门负责征收，乡镇人民政府应予协助。
农村的五保户、特困户、重灾户以及残疾人免交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
第十三条 征收用于义务教育的附加费包括：
（一）基本建设中小学校舍修建附加费；
（二）农业税附加中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
（三）用于义务教育的其他附加费。
第十四条 基本建设中小学校舍修建附加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指定有关部门征收。
第十五条 农业税附加中，应划出10％用于实施义务教育。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开征用于义务教育的其他附加费。
第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减免或拒交依照本办法规定应交纳的义务教育经费。
第十八条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杂费必须按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收取。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应全额上交学校。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的收入，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应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捐资助学。
第二十条 农村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改造危房或新建校舍确需集资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定项限额提出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鼓励设立教育基金，用于发展义务教育事业。

第三章 使用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依法筹措的义务教育经费，有关部门和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用途专款专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克扣、侵占、挪用、贪污义务教育经费。
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不得顶抵财政拨款。
第二十三条 教育事业费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管理。
教育事业费由教育主管部门编制本部门年度预算草案，依照法定程序，列入财政预算。财政部门根据批准的预算和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用款计划，对经常性经费按月拨付，对专项经费按进度拨付。
第二十四条 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由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使用方案，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安排下达。
第二十五条 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由教育主管部门提出项目计划，按基建程序审批后，有关部门应按照项目进度拨款。
第二十六条 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由老区建设管理机构会同财政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安排用于贫困乡镇的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建设。
第二十七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中用于城市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维修补助的部分，由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建设部门安排下达。
第二十八条 随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征收的教育费附加纳入预算管理，由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使用方案，经财政部门同意后及时拨付，用于改善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
企业办有职工子弟学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从其缴纳的教育费附加中，每年返还一部分经费给该企业，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具体返还办法依照国务院《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乡镇征收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存入县级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在财政开设的预算外资金专户，主要用于支付本乡镇范围内民办教师工资的民助部分，补充学校公用经费。
第三十条 基本建设中小学校舍修建附加费，存入教育主管部门在财政开设的预算外资金专户，由教育主管部门提出项目计划，会同同级计划部门安排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建设。
第三十一条 农业税附加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用款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使用。
第三十二条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杂费收入，应用于补充学校公用经费。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应用于补充学校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实施义务教育的部分，应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第三十三条 使用捐赠款物应尊重捐赠者意愿。
捐赠款物的接受和使用情况，应由接受者在使用范围内张榜或采取其他方式公布。
第三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规定筹集资金的，必须将资金数额和使用情况在筹集范围内向出资者张榜或采取其他方式公布，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
第三十五条 设立教育基金的，应制定基金管理办法，合理使用，发挥效益。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制定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职工编制标准、经费开支定额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开支标准。
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实施义务教育的规划，合理调整学校网点布局，按标准核定学校教职工编制。

第四章 考核与监督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使用情况列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内容。
第三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每年应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应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汇报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情况。
第三十九条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计划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督导机构应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情况的检查监督。
第四十条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收费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并在每学期开学及学期终了前3日内在学校张榜或采取其他方式如实公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其批准机关，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禁止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擅自扩大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费用。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对依照本办法筹措、使用和管理义务教育经费成绩显著的，以及捐资助学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四十二条 采取威胁、暴力等非法手段，妨碍依法筹措义务教育经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负责征收的部门如数追缴其减免或拒交的义务教育经费，并由税务部门依法处罚或由负责征收的其他部门按每逾期1天加收应交额1‰的滞纳金；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对擅自减免义务教育经费的直接责任人或主要负责人应给予行政处分
。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或不按本办法规定征收、划拨义务教育经费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追缴其克扣、侵占、挪用、顶抵、贪污的义务教育经费，并对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门责令退还，并可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有关部门依照本办法所给予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罚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款全额上交同级财政。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公民或其他社会力量举办义务教育事业所需经费的筹措和使用管理不适用本办法。但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农民人均收入和农业人口数按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核定。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财政经常性收入，指财政总收入扣除列收列支项目的收入和一次性收入后的各项财政收入。
（二）教育事业费，指从财政预算中直接划拨给教育部门的用以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正常开支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教育事业费包含地方机动财力和专项经费中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
（三）教育费附加，指依照国务院规定，以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附加率为3％，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的教育资金，以及农村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乡镇集体和个体农林牧副渔业企业，按销售收入1‰至2‰交纳
的教育资金。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0年4月28日通过，2000年4月29日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9号公布）


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江西省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江西省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三条修改为：征收用于义务教育的附加费包括：
（一）基本建设中小学校舍修建附加费；
（二）农业税附加中用于义务教育的部分；
（三）用于义务教育的其他附加费。
二、第十四条修改为：基本建设中小学校舍修建附加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指定有关部门征收。
三、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依法筹措的义务教育经费，有关部门和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用途专款专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克扣、侵占、挪用、贪污义务教育经费。
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不得顶抵财政拨款。
四、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教育事业费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管理。
教育事业费由教育主管部门编制本部门年度预算草案，依照法定程序，列入财政预算。财政部门根据批准的预算和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用款计划，对经常性经费按月拨付，对专项经费按进度拨付。
五、删除第二十八条第三款。
六、删除第三十条，以下条文依次递补。
七、第四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部门追缴其克扣、侵占、挪用、顶抵、贪污的义务教育经费，并对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作为第四十五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1月20日
余凌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教授


一、 引言
从历史上看，在裁量控制的路径上，英国人走的是司法的路子。这与他们的法律传统、宪政结构、社会诉求有关。几乎所有文献都采取司法本位，这一特色鲜明而夺目。他们一开始借助私法路径，尤其是侵权法上的疏忽大意，后来过渡到传统公法的越权无效和自然正义，并以此入手，发展出公法上的合理性审查，逐渐接近到裁量的自治内核，便嘎然而止。
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策略，先易后难。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越权无效还是正当程序，都是较为客观的审查，说服力强，不易产生争议。而合理性审查就游离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变得吊诡、复杂、难于把握。无怪乎，英文文献绝大部分聚讼于此。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英国行政裁量的学说史，就是合理性原则的发展史。
让我们惊诧的是，英国人一旦觉得自由裁量必须受到控制，就走得相当坚决，相当彻底，也相当的远。法院拒绝不受拘束的或者绝对的裁量，所有形式的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无论多么宽泛，也不论是以主观语言来表述。在英国当下，“没有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已然流行于坊间。更让人拍案的是，英国人采取了灵活多样、伸缩自如的审查，让司法干预随着审查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依据政治敏感性、行政自治程度等而变换着。这两点认识，无论哪一点摆到中国当下的情境中，拿我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相对照，都是我们尚未企及的。
德国法中偶尔也提合理，但就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以及重要性而言，远不及英国法。英国法的合理性原则也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者诵读、研磨与发扬。新西兰似乎更愿意采取狭义的“不合理”，更广义的概念是公正（fairness），而澳大利亚对“不合理”的理解与英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我有个直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行政法教科书上的合理性原则，仿自英国，是龚祥瑞先生的作品带进来的影响。但一直以来，我们却缺乏对英国合理性原则的深入了解。运用一手文献进行研究的作品，更是少见。对于近年来席卷英国的欧陆裁量审查技术，及其在英国的实验成效，我们也知之甚少。从文献上看，我们对合理性原则的了解似乎还不如比例原则那样透彻。这显然对不起它在我国行政法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上的重要地位。
或许也是因为缺少一个参照系，学术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比如，“合法审查为原则、合理审查为例外”、要进一步扩大“合理审查”，以及“流行欧洲的比例原则与英联邦的合理原则彼此不兼容，无法调和”等。于是，正本清源，为我国合理性原则的阐释和发展建立一个参考坐标，便成了本文的重要使命。
二、 历史的流变
合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既古老，又年轻，是流淌在英伦大地上的一条充满活力的溪流。“不合理”有着很悠远的私法根源，在合同、侵权、破产、贸易上都少不了它。只是之后的发展中，它找到了公法的坐标，才宣告了与私法“疏忽大意”（negligence）的分手。但历史的暧昧却缠绵至今，仍是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出现在司法格言上的行政机关合理行事义务（the duty of the executive to act reasonably），甚至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韦德（Bill Wade）耙剔了Wednesbury案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一长溜判例，都涉及合理性原则，不少法官在判决中也试图阐释“合理”（reasonable）。萨姆纳（Lord Sumner）说，（授权法中）“所表述的‘他们认为合适的’（as they think fit），必然暗含着诚实和合理之意味”。伦伯里（Lord Wrenbury）也说：“他（决定者——作者按）必须运用他的理智，确认并遵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他必须合理行事”。[1] 但是，这些判例提到的“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还不是独立的审查标准。[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合理性原则一度低迷，法官对它慎之又慎。这是因为它触碰到了行政裁量控制的最核心、最困难的实质问题。史密斯（de Smith）就说，在某种程度上，合理性是决定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实质性要素。[3] 要想在最接近行政自治的边缘，划出允许法院出入的区域，又不破坏分权，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畏难情绪一度让“司法沉寂主义”（judicial quietism）盛行。

然而，40年代之后，经历了Wednesbury案、Padfield案，峰回路转。随着现代社会中的裁量问题日益突出，裁量领域不断扩大，控制裁量的要求愈发迫切，合理性原则也越来越频繁地被应用。有两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 [4]

（1） 在英国，1948年之后,大约有2500多起判例提到了Wednesbury和“不合理”，其中，2160起是在199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所占比例超过了85%，1545起是在200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占61%。
（2） 在westlaw上，按照全文有“unreasonable”、关键词和主题有“judicial review”的要求检索，截止2009年7月13日，共计610起判例，其中497起是1990年之后的，占81%。在全文中加上“Wednesbury”，共检索出282起判例，其中225起判例是1990年之后的，近乎80%。现在，几乎在每周案件报告（reported cases）之中都能看到。
近年来，对该标准的依赖之所以会激增，科恩（Margit Cohn）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迎合了1980年代中期英国公法改革之浪潮，另一方面是欧洲法、尤其是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影响与驱动。 [5]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恐怕还应该是出于对日益扩张的行政裁量的警惕与控制。

三、 三个经典判例
在英国的公法上缕析合理性原则，不能不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判例，一个是Wednesbury案，它激活了合理性原则，列出了“不合理”基本内涵的表述公式，使之从抽象到具体。另一个是Padfield案，它翻开了一个新纪元（opened a new era），让合理性原则真正复兴。再有一个就是CCSU案，它让这类审查标准自成一体，另立门户，成就了一番气派。
1、 Wednesbury案
在英国，谈不合理审查，就不能不提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现在人们朗朗上口的“the Wednesbury principle”、“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on Wednesbury grounds”、“unreasonableness in the Wednesbury sense”，都与该案有关。
Wednesbury案，被誉为“法律上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案情并不复杂。在一个叫Wednesbury的小镇上，一个电影院欲申请许可。星期天娱乐法（the Sunday Entertainment Act 1932）授权行政机关在发放许可时可以“加入其认为适当的条件”。行政机关搭附了一个条件，要电影院承诺周末不让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独自上哪儿。电影院不乐意，告上法庭。案情平淡无奇，原告也不曾如愿。但主审法官格林（Lord Greene）在判决中对“不合理”一席阐述，让它变为永恒。
格林的整个判决只有两个核心观点： [6]

第一， 他提出并描述了基于“不合理”而出现的违法形态。与传统的合理行使权力（powers must be exercise reasonably）要求相比，格林给出的是更加精确、严格的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两种违法形态：
一个是弱的、宽泛和一般意义上的不合理（weak, broad, or general unreasonableness），包括不适当目的（improper purpose）、相关和不相关考虑（relevant and irrelevant considerations），以及恶意（bad faith）。它们彼此相近，又相对独立，且能够相对客观地判断。
另一个是强意义上的不合理（strong unreasonableness），也就是（行政决定）“如此荒谬，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想到它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或者“如此错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持有这种看法”。这是Wednesbury的核心与难点，也称为狭义的Wednesbury不合理或者狭义上的“不合理”。格林把它设计为“最后的手段”（a last resort）。只有当行政决定跳过了其他所有审查标准，而行政决定依然不能为法院接受，不符合公平观念时，才能诉诸这个标准。这一格调也限定了Wednesbury不合理在当时的意义。
第二， 他敏锐地洞察到上述不合理的所有标准或理由彼此之间都可能会重合，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必要做到彼此区分干净。
格林的整个努力就是归拢“不合理”标准的内涵与关系，他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不合理”只是越权无效（ultra vires）的潜在的实际延伸。只有行政机关的裁量违反了法律，法院才能干预。这样的勾连，让法官更加放胆踏入这块敏感的领域，夯实了法院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2、 Padfield案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1968）案是另一个经典，被丹宁（Lord Denning）誉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里程碑”，“不合理”只有到了该案，才真正复活（genuinely revived）。
这是一起有关牛奶经销计划（the milk marketing scheme）的纠纷。临近伦敦的一个地区的牛奶生产商抱怨，牛奶经销委员会（the Milk Marketing Board）确定的价格没有反映运输成本的增加，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但该地区在委员会中属于少数派，价格调高又会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所以，没有说动委员会。
根据1958年的农业经销法（the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有权指令一个调查委员会（a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去听取此类抱怨并呈递报告，部长可以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推翻牛奶经销委员会的决定。在该案中，部长认为，既然该地区牛奶生产商已在牛奶经销委员会上陈述意见了，就表明其同意关于经销计划的通常民主机制。他的属下又鲁莽地补充道，假如调查委员会作出有利于该地区的报告，那么，部长有可能采取行动。主审法官里德（Lord Reid）认为，这简直是糟糕透顶的理由（plainly a bad reason），因为法律授予部长的恰好是纠正“通常民主机制”的权力。
该案之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英国行政裁量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即“任何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即使是主观语言，也必须给出客观解释。诚如Lord Denning事后评价的，法定机构的裁量从来不是不受拘束的。
该案的另一个潜在意义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其决定说明理由。在上议院看来，通过不给出决定的理由来逃避法院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7]这让合理性审查与程序性审查之间有了沟通，通过向后者的转换，避开步入优劣审查，使法官、公众更易于接受。

3、 CCSU案
在英国司法审查的发展史上，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案留下了很多经典，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上杂乱无章的司法审查标准条分缕析，重新整理一番，归为三类，条理多了，并让“非理性”（irrationality）成为了一个能够独自站立的标准。
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负责政府通信与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其雇员上千人加入了各种全国性工会。当时，按照工会安排，GCHQ的雇员也在单位参加了几次旨在反对撒切尔政府的行动，包括罢工一天、怠工运动、反对加班等。考虑到该机构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撒切尔未事先征求工会意见，就宣布该机构的雇员不得隶属工会，只能加入一个经批准的雇员协会。而按照以往惯例，对公务员雇佣条件的任何改变，都得事先征求工会意见。所以，工会认为，其有权要求听证。遂发生争执，诉诸法院。
在该案中，主审法官迪普洛克（Lord Diplock）没有继续援用格林（Lord Greene）的Wednesbury不合理，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非理性”。并认为，它可以用自己的双脚站立，成为司法审查的一个独立标准。法官运用其训练与经验，是可以摸到这个标准的边际的。
迪普洛克给出的“非理性”公式是，行政决定“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任何明智之士考虑这个问题时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从英国后来的判例看，即便法官在判决中引用了“非理性”，行政机关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真正达到了“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的程度。
迪普洛克是在格林提出“不合理”之后，又另辟蹊径，引入了“非理性”概念。它们都是有关实质性审查的。那么，是否有差别呢？
有的学者认为有。比如莱斯特（Anthony Lester）就做了一番分析：迪普洛克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是从“不合法”（illegality）中剥离而出，格林所指的“目的不适当”和“相关考虑”，在迪普洛克的概念体系中应当属于“不合法”（illegality）范畴，而不是“非理性”。所以，迪普洛克说的“非理性”只是狭义上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8]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凯恩（Peter Cane）认为，“非理性通常是指不合理”。 [9]迪普洛克自己也说：（非理性）“现在可以简要地称之为Wednesbury不合理”。 [10]我也觉得它们应该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