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市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2006年10月27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6年12月1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市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市区（不含上街区）范围内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竹，适用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建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协调工作机制，统筹安排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
　　公安机关负责烟花爆竹运输、燃放的安全管理工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生产、储存、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质量监督检验等有关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　烟花爆竹运输、储存、销售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烟花爆竹安全工作负责。
　　烟花爆竹运输、储存、销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制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宣传教育活动。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宣传工作。
　　中小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教育。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进行劝阻，并可向公安机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督检验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
　　公安机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督检验等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查处。
　　第七条　本市市区范围内禁止生产、加工、制作烟花爆竹。
　　第八条　从事烟花爆竹运输的，应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危险货物运输的相关手续，并经公安机关审核，取得《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
　　第九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零售经营的，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第十条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储存仓库必须设在本市城市建成区以外；禁止在本市城市建成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
　　本市市区零售网点布设方案由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统一规划、保障安全、合理布设、总量控制的原则编制。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的经营地点，应当符合零售网点布设方案。
　　第十一条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应当向依法批准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采购烟花爆竹，向依法批准的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供应烟花爆竹。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依法批准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
　　第十二条　零售烟花爆竹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流动兜售、占道经营或露天经营；
　　（二）从依法批准的批发企业以外的渠道进货；
　　（三）销售假冒伪劣烟花爆竹；
　　（四）存货量超过规定的限制存放量；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本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允许零售烟花爆竹的时间为农历腊月二十六至正月十六；其他时间禁止零售。
　　第十三条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在托运的行李、包裹和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
　　公共交通工具司乘人员发现携带烟花爆竹乘坐的，可以拒绝其乘坐。车站、邮政工作人员发现夹带烟花爆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第十四条　本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下列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一）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一；
　　（二）正月初二至十六每日的七时至二十四时。
　　前款规定以外的时间，本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五条　禁止在下列场所及其周边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一）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二）重要军事设施；
　　（三）文物保护单位；
　　（四）医院、敬老院、疗养院、中小学校、幼儿园；
　　（五）车站（含火车站广场）、机场等交通枢纽地区；
　　（六）输变电设施；
　　（七）市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的其他场所和区域。
　　前款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及其周边具体范围，由有关单位设置明显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警示标志，并负责看护。
　　第十六条　在本市市区禁止销售、燃放下列烟花爆竹：
　　（一）国家标准《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中的A级、B级烟花爆竹；
　　（二）拉炮、摔炮、砸炮等危险性大、含高敏感度药物的烟花爆竹；
　　（三）燃放时主体定向升空的烟花爆竹。
　　第十七条　燃放烟花爆竹的，应当从具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网点购买；燃放时应当按照燃放说明正确、安全地燃放，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向行人、车辆、建筑物、构筑物和人群密集场所投掷；
　　（二）不得对准或指向易燃易爆的物品燃放；
　　（三）不得在居民住宅楼楼道、阳台、窗台、楼顶燃放或向外抛掷烟花爆竹；
　　（四）不得有其他影响公共秩序、危及他人安全的行为。
　　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在其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指导下燃放。
　　第十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引导市民到建成区外燃放烟花爆竹。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可以在本居住区内划定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地点；也可以组织居民制定居民公约或业主公约，约定本居住区内不得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流动兜售烟花爆竹或占道经营、露天经营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没收烟花爆竹，并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以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责令停止燃放，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销售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没收烟花爆竹和违法所得，并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处以两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零售经营者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燃放烟花爆竹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或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管理权限的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省、市重大庆典活动燃放烟花爆竹，由市人民政府决定并公告。燃放品种不受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品种限制。
　　第二十五条　县（市）、上街区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1994年4月22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4年6月23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的《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条例》及1996年10月31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1997年1月16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条例〉的决定》同时废止



　 国家赔偿的进步意义


　 老石

　 国家赔偿法已实施六年了，实际上百姓获赔之路十分艰难，因为“官府”认错赔偿从来不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习惯，加之现行监督机构、现行法律尚不够完善，执法力度太小，“官府”会找种种理由、借口拒绝赔偿、拖延赔偿，抑或少赔。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媒体频频报道。如黑龙江铁路工人史延生抢劫冤案，被判死缓两年，其母等3人被判包庇罪，全家7口被羁押五千余天，仅赔偿6千余元，一天自由才折价一元多。这种赔偿岂能补偿、安抚受害者精神的摧残、经济重大损失、身体的伤痛，很多时候，心灵创伤是很难用钱弥补的，甚至造成终生心理阴影。与国外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赔偿相比，我们赔偿几乎等于不赔偿。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可与发达国家相比，但法理是相通的：即政府、司法机关犯了错误也要受到相应的惩戒，赔偿即是一种，赔偿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目前在一些人心目中的赔偿理念存有误区。要消除这些误区，就必须确立对国家赔偿的正确认识。

　 一是赔偿不单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它包含超过直接损失的赔偿及精神上的赔偿。比如一天工资10元。关一天赔你10元是不对的，要赔偿20元、30元，甚至100元。而目前以为这就算赔偿了。对于我来说，赔1万元我都不愿意关一天。道理很简单，失去自由的代价（或政府给公民造成的其它损失）决不能简单的以直接损失计算，因为坐牢可不是一种正常的生存状态，仅赔直接损失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等于纵容了政府的错误。试问，有哪个人愿意蒙受不白之冤在牢狱待几年出来后拿全部工资奖金呢？别说按平均工资，就是翻番也没人干。

　 二是赔偿是对行政、司法机关错误的惩戒，这是建立正常法治秩序必须付出的成本。这些机关因为失误承担了巨额赔偿，而赔偿款是纳税人的钱，（尽管赔偿法有过失公务员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金规定，但实践中很少个人赔，二则个人也赔不起，缺少可操作性。）公民知道自己选择的政府犯了什么错误，促使人民监督它改正或者选择更好的人。对行政、司法机关来说，赔偿是教育他们的强制形式。一般来说，它们就会接受教训，下次谨慎的多。如果惩戒———赔偿不到位（太少或不赔），行政、司法部门违法行为就会肆无忌惮地发展。比如说司法部门刑讯逼供致伤致死的赔偿，如果高额赔偿，对财政是很大的负担，对政府有压力，促使他们以后会接受教训，真心抓队伍建设，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不会像现在有些地方表面上抓得紧，实际上为了“破案”对刑讯逼供睁只眼闭只眼。

　 高额赔偿决不是“加重国家负担”，而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法治目标必须付出的成本，不付成本就不会进步，高额赔偿是为了以后少赔偿。这就是赔偿的进步意义，可以建立人民（外部）监督和自我监督的惩戒机制。从此意义上讲，赔偿金多并不是一件坏事，政府就会变得聪明一点，它是国家法治建设取得成果的象征。怕就怕根本不赔或象征性的赔偿，那才是法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