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华彩无限

吴高华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很多人还不知道有律师这个行业，自那时恢复律师制度到现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律师队伍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做律师。如今提到律师，人们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高收入而且很体面的职业。律师应该是正义凛然，能言善辩，舌战八方，受人尊敬……这些形容词说明律师是正义、智慧的化身。一名优秀的律师更是具有哲人的智慧，法学家的素养和政治家的方向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律师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阶段，律师队伍仍不能满足法制建设的需要，充满着更大的机遇。
第一，我们的社会结构由乡土人情化逐步向城市化转变，人们之间越来越趋向陌生化，这将会导致社会越来越走向法制化，而法制化的社会尤其是大城市会增加对律师的需要；第二，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完善过程中形成的复杂规则同样离不开律师。我们现在放眼世界市场，哪些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就是律师发展最好的地方；第三，整体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越来越脱离于传统的模式。政治体制的发展也会给律师职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机遇。律师不仅仅要成为法律家，也要有更多的人成为政治家甚或法律政治家。如今，大家知道宪政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法学界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良好的宪政，这个国家就不是法治的国家。这些都有待于律师的积极参与来使我们政治体制得到改善。
进入21世纪，大批新的年轻的律师的进入给律师队伍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完全具备了新时期律师的风采和魅力。
律师悉法。律师研修法律，争取机会与同业交流切磋，学习或改进法律技能。律师认同，要在业界立足生存，就必须朝向多元化和专门化发展。律师们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对各类法律烂熟于心，更了解法律哪里不公平、哪里有漏洞，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更懂得和更愿意运用法律的程序来纠正法律本身的偏差；与法官、检察官及政府官员相比，他们更少受体制的束缚，更少因循守旧的职业惯性，而更富挑战性，因而，他们敢于也愿意对法律的不完善处进行质疑。无知孕育了教师的壮大，纠纷造就了律师的兴盛。律师是法律的守护神。
律师思辩。论辩，由来已久，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即是一个论辩术盛行、纵横家辈出的年代。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人备受推崇，雄辩术甚至成为高尚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以其伶牙俐齿和非凡的才思，捍卫真理、伸张正义，揭露丑恶，鞭笞腐朽……推动着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律师若具有雄辩能力，无疑是一种得天独厚，令人赞赏。因此，有些律师自觉不自觉地在追求推崇着雄辩。雄辩，除言辞的内容外，在表现形式上往往使人联想到“言辞激烈”、“唇枪舌剑”、“攻势凌厉”、“滔滔不绝”等极富进攻性且能显示辩论者气质和风度的词句。这样的形象在一定的场合和气氛下适当地表现一下自然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也确实能起到烘托气氛，增强辩论力度，具有使人产生共鸣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学习像林肯式精巧灵验的逻辑辩术，借用汉朝张良的四句话：“知识渊博，巧辩灵活。明知有理，冷言慢说。”寥寥数语，一位雄辩家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在这里，张良所追求的境界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是长期的知识积累，厚积而薄发，同时做到了巧辩，表现了临场的机警。“明知有理，冷言慢说”则表现了一位雄辩家自信、镇静和从容不迫的大家风范。我们有时看不到“唇枪舌剑”“攻势凌厉”的咄咄逼人，而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是有的放矢，一字千金，一针见血。气质和风度是自我修养的自然流露，这是对律师雄辩的最高要求，也是律师终身追求而为之奋斗的最高境界。
律师明德。我国著名法学家何家弘曾言，“法德”之本有二：其一为求公正；其二为趋平和。律师积极追求并维护社会的公正，胡乔木的一首称颂律师的诗句也常常为我们的律师所津津乐道、广为引用——“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在诗中，律师和法官一样成了正义的化身。另一方面，律师更是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以使社会达到“平”“和”的境界。律师以和善之心待人，以和善之心持事，以和善之心立行。
此外，我认为，律师之德更应包括诚信。维克多·雨果有句名言：“比陆地更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律师事业的腾飞首先都是源自于纯净的心灵和良好的信用。诚信乃立身之本，治世之道，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律师的道德和法律的要求。
　　律师现实处境不尽如人意，但前景依然美好。中国法治建设仅仅走过了26年，其发展之快举世瞩目。律师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没有律师，就没有法治。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局部曲折亦属正常。展望律师未来，我充满乐观。我深信，中国的律师将与法治建设同步发展，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走上了法治的不归路，这是党的决策和人民的期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昨天，律师曾经辉煌；今天，律师华彩无限！

许霆案•何鹏案•葫芦案

内容提要：现代银行电脑系统具有二元化结构。电脑系统不但能够模拟银行管理者的正常职务行为，而且特定情形下，电脑系统也会模拟出银行管理者的异常职务行为，何鹏案、许霆案就是实例。许霆、何鹏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许霆案、何鹏案定性纷争、错判的根源在于刑法理论未能与时俱进，不能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人力化、电子化、网络化三个阶段。在人力化阶段，完全是由人代表银行与客户进行存款、取款交易的，人工作业，人的意志就代表银行的意志。

在电子化阶段，仍然主要是由人代表银行与客户进行存款、取款交易的，电脑作为辅助工具被普遍使用。此阶段出现了第一代自动柜员机，此时的自动柜员机是单独模拟过去的银行工作人员，柜员机如果发生故障，有可能出现神经病人的特征[1]。

在网络化阶段，电脑代表银行成为交易主体，自动与客户进行存款、取款交易，银行柜员反过来成为电脑的数钱工具。银行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可是鲜为人知。此阶段出现了第二代自动柜员机，与第一代不同，第二代柜员机主要是模拟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手，柜员机如果发生故障，有可能发生给付错误，但不可能出现神经病人的特征。

银行网络化之后，银行都是以省级为单位，每个单位都只设立唯一一台服务器，在全省各地设立多个柜员窗口和自动柜员机，全省的柜台电脑及自动柜员机都是通过网线与银行服务器相连接，组成一个二元化结构的银行电脑系统。

银行服务器通过运行密码核对程序，核实客户的身份，通过运行存款程序，增加客户账户存款余额，作好存款记录，发出收进存款的指令办理存款业务，通过运行取款程序，减少客户存款余额，作好取款记录，发出支付取款的指令办理取款业务等，实际上是模拟银行管理者大脑的判断和决策，也就是银行管理者的意志。银行服务器是自动响应并处理各地窗口电脑和自动柜员机传送过来的存款、取款请求的，实现了无人值守，自动办理银行业务。银行服务器与自动柜员机配合，24小时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这就是所谓的24小时银行。

自动柜员机与柜台电脑加上柜员在性质上、功能上是相同的，都是银行提供服务的终端。柜员机运行执行程序，执行银行服务器的指令，收取存款，支付取款，此时柜员机相当于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手；运行密码核对程序，此时柜员机相当于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眼睛，核对客户的身份；运行客户请求收集程序，此时柜员机相当于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耳朵，其作用就是获取客户的存款、取款请求并传递给银行服务器（大脑）。实际上，自动柜员机就是模拟过去银行工作人员的手和感觉器官（眼睛、耳朵）。

综上，现代银行实现网络化，就是利用电脑技术模拟银行管理者，其中银行服务器主要是模拟大脑思维，自动柜员机主要模拟手的行为（数钱，收与付）和感觉器官（核对身份、接收请求）。银行电脑系统演变为二元化结构，都是由一台银行服务器（大脑），连接许多个（手、眼、耳）的组合体（电脑）组成的。在银行网络化之前，银行柜员加上辅助工具是一元化结构，自动柜员机也是一元化结构，都能独立代表银行意志，与之相比，二元化结构有本质上的不同。

与第一代不同，第二代柜员机自己不能打开自己的付款开关，从而启动付款机构。所有柜员机的付款开关都掌握在银行服务器手里，不管自动柜员机本身是否有故障，没有银行服务器的指令（未经银行核实身份，未经银行同意），柜员机自己不可能打开付款开关，因此，认为利用柜员机故障取款的行为成立盗窃罪的观点，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银行管理者使用电脑系统模拟自己的意志和行为，用机器代替人，解放了自己，实现正常职务行为自动化。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因管理上的疏失，电脑系统也会模拟出银行管理者异常的职务行为，何鹏案、许霆案就是实例。此种情形的发生，《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89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215条明确规定银行自负其责。

何鹏案，何鹏供述自己只有10元的银行卡，莫名其妙地被充值为100万元，何鹏因此取款221次，取得42万余元。何鹏的账户是保存在银行服务器的数据库中，数据在保存时或保存之后，因为某种原因，使数据发生改变是有可能的，既可能被充值，也可能被减值。因为何鹏案没有查清故障原因，我们认定何鹏的供述是真实的，可以确定何鹏取款行为所使用的每台柜员机没有任何故障，同时确定银行服务器也没有任何故障。何鹏的取款行为，是在银行系统正常时实施的。本案的发生，实际就是银行服务器在保存何鹏账户余额数据时，因银行自身内部原因将何鹏的存款余额由10元变成了100万元，且没有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而引发的。

何鹏案，银行与何鹏之间发生了221次取款交易行为，成立221份储蓄合同。何鹏每次取款2000元的次数最多，当何鹏在柜员机上输入取款金额时，本来其账户余额不足，不可能取出现金来，可是银行服务器（大脑）因为记忆错误（在保存何鹏账户余额时发生一次错误）而误认为何鹏的账户是存款达100万的客户，正因为如此，何鹏能够成功取款221次（实际上，何鹏还可以继续取款，直到被银行发现或者余额小于100元为止），由于每一次交易都是因为银行方面有重大误解而成立交易合同的，因而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因此，何鹏案的本质不过是何鹏与银行之间成立221份可撤销的储蓄合同。

许霆案，银行与许霆之间发生171次取款交易行为，成立171份储蓄合同。许霆取款1000元的次数有167次，取款2000元的次数有4次，当许霆输入取款金额1000元或2000元时，本来其账户余额不足，同样是不可能取出款来的，可是由于自动柜员机程序有瑕疵，结果将许霆取款1000元或2000元的请求，篡改为取款1元或2元的请求，报送到银行服务器，服务器（大脑）是按许霆请求取款1元或2元来处理的，因许霆账户上有176.97元，每次请求取款的数额1元或2元小于账户余额，符合银行设定的取款条件，服务器自动运行取款程序，记录取款金额、余额和日期，并发出付款指令，自动柜员机收到指令后，因其具有特殊的付款机制，从而发生给付错误，银行每次应该付款1元或2元的，实际支付给许霆的金额为1000元或2000元[2]。许霆与银行之间171次交易之所以能够成立，每次都是因为柜员机程序瑕疵篡改了许霆的取款请求，银行服务器（大脑）产生重大误解而成立交易合同的，因而合同也是可以撤销的。因此，许霆案的本质同样不过是许霆与银行之间成立171份可撤销的储蓄合同。与何鹏案不同的是，许霆案中每份合同还发生了给付错误。

无论是何鹏，还是许霆，他们在自动柜员机按键取款的行为，在本质上都只是向银行方面提出一个取款请求，这是可以得到自动柜员机生产厂商和银行技术部门证实的，不容置疑。即使客户没有那么多的存款，向银行发出取款请求，也就是签订储蓄合同的要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何鹏、许霆的行为，不但不构成犯罪，甚至连违法性都没有，银行方面因重大误解而双方交易成功，也仅仅只成立民法意义上的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而已，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

在现代银行、证券、期货领域中，实际上都是电脑（机器）担任单位财物的管理者、保管人、经手人的角色，突破了刑法理论中的概念。对此，刑法学界及司法机关都没有引起重视，理论偏离实际，结果遇到何鹏案、许霆案，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思维混乱了，不能正确认识——在现代银行体系中，电脑（机器）代表银行，成为交易主体，独立按照银行管理者的意志实施处分银行资金的行为；机器知道，就代表银行知道；在一定条件下，机器和人一样，也会因重大误解与客户签订合同，也会发生给付错误[3]——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导致案件事实不清，此乃何鹏案、许霆案定性众说纷纭并最终酿成错案的根源之所在。





作者单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肖佑良



参考资料：
[1]、2002年8月发生在英国考文垂建筑金融合作社的一台ATM机发生故障，导致其“狂吐”现金不止，不管人们输入什么密码，是否正确，取款机都会乖乖地吐出要求金额的钞票。类似的情形在十多年前的北京、纽约也曾经发生过，属于自动柜员机出现神经病人症状。
[2]、东方法眼网站：肖佑良.《客观事实证明许霆案是错案》
[3]、自动柜员机因重大误解与客户签订合同（何鹏案）；自动柜员机因重大误解与客户签订合同，并且发生给付错误（许霆案）；自动柜员机单纯发生给付错误的案例，例如：2011年1月22日苏格兰邓迪市一台ATM机因装50英镑的钱箱被错误装入100英镑，结果发生取一送一，引起数十人排队取款，最后银行决定多取的钱送给大家。类似的错误在上海也曾经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