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的决定

（2004年6月4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作如下修改：

一、第八条修改为：“禁止开垦草原，严格保护草原植被。对已垦草原应当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和专项治理措施。”

二、第九条修改为：“在草原上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必须办理采集许可证。严格按照采集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地点、种类、数量、工具和方法采集。禁止无证采集和违规采集。采集时，必须按自然土层随挖随填，保留部分植物母株，不损毁植物根部，不影响其再生。同时，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用于采集地草原植被的恢复。

禁止破坏草原植被。禁止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野生植物。”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2004年修正本）

（1989年5月4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9月29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6月4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草原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甘肃省畜牧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范围：

（一）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的草原；

（二）农区的天然草山、草坡及人工草地；

（三）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宜牧地。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草原管理工作，自治州、市（地区）、县（市、区）的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管理工作。各州、市（地区）及牧区、半农半牧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监理机构，具体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工作。

第二章 草原的所有权、使用权

第四条 草原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草原、草山、草坡除外。

全民所有的草原，集体所有的草原、草山、草坡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由集体或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畜牧业生产。

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草原，集体所有制单位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集体所有的草原、草山、草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

草原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五条 遇有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调剂使用草原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由乡级或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协商解决。

收购和贩运牲畜过境，应按指定的路线行进。需中途停留放牧的，应征得草原使用者的同意，向当地草原管理部门或监理部门缴纳草原养护费。

草原养护费应设专帐管理，草原养护费的50％用于补偿草原使用者的直接损失，其余部分有计划地用于草原建设。缴纳养护费的具体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

第六条 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有利团结的精神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各级人民政府处理。草原权属争议处理的权限是：

（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村、村与村之间的草原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处理；

（二）乡与乡、乡与县属单位之间的草原争议，由县级人民政府处理；

（三）县与县或县与非县属单位之间的草原争议，由自治州、市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处理；

（四）自治州、市（地区）之间的草原争议，由省人民政府处理；

（五）与毗邻省或中央企事业等有关单位的草原争议，由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草原权属争议解决以前，在本省辖区内争议双方必须撤出有争议的地区，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挑起事端，不得破坏草原及其建筑设施，不得拆除、移动草原上现有的边界标记。

第七条 国家建设、乡（镇）建设、农牧民建房需要征用和占用草原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规定办理。征用和占用草原必须做到：

（一）地质普查、开采矿藏、修建铁路和公路等征用草原，应在批准范围内进行。作业完毕，对凡能利用的土地，必须做好表层土壤回填，恢复草原植被；

（二）对被征用、占用草原内与群众生活及牧业生产有关的水源、渠道、道路、桥梁和草原建设设施，征用、占用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保护，不得擅自阻断或破坏。如有阻断或破坏的，应限期修复或新建相应的设施；

（三）征用天然草场，必须支付相当于正常年景产草量产值十倍的草原补偿费，支付牧民安置补助费，并要妥善安置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征用人工草场的，还必须加收建设人工草场的全部投资；

（四）国家建设征用和占用民族自治地方的草原，必须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做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安排。

第三章 草原保护

第八条 禁止开垦草原，严格保护草原植被。对已垦草原应当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和专项治理措施。

第九条 在草原上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必须办理采集许可证。严格按照采集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地点、种类、数量、工具和方法采集。禁止无证采集和违规采集。采集时，必须按自然土层随挖随填，保留部分植物母株，不损毁植物根部，不影响其再生。同时，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用于采集地草原植被的恢复。

禁止破坏草原植被。禁止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野生植物。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牧业部门要做好草原病虫鼠害预测预报工作，发生病虫鼠害时要组织群众，采取措施及时防治。

第十一条 保护草原上的鹰、雕、百灵、猫头鹰、狐狸、鼬科动物等益鸟益兽和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严禁猎取和捕杀，对许可猎捕的野生动物，依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进行检疫。

第十二条 保护草原的生态环境，防止污染，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排放有害于草原的废水、废气、废渣。

第十三条 机动车辆在草原上行驶要注意保护草原。有固定路线的，不得离开固定路线行驶；没有固定路线的，应按指定路线行驶。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草原防火工作，建立草原防火责任制，制定草原防火制度和公约，严防火灾。

每年十月至第二年五月为防火期。在此期间，严格执行野外用火规定。毗邻地区要建立联防制度。因发生疫病污染或更新草原，需要进行烧荒时，必须报请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严格采取防范措施。草原发生火灾，除按火警报告制度，向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报告外，各级政府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扑灭，并查明原因，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对草原围栏、棚圈、水利工程、试验基地、水井水池、药浴池等设施，要严加保护，不得毁坏。

第十六条 为科学地保护和研究草原原始生态环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和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有代表性的不同草原类型地区建立有经济价值和科研意义的草地类自然保护区。

第四章 草原建设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沙化、碱化、退化和水土流失的草原纳入国土治理建设规划，划拨专项经费，组织有关部门实施治理。

第十八条 使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应有计划地进行人工种草、飞播牧草、草原围栏和草原改良等项综合建设，逐步建立饲草饲料基地。

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资金、物资和技术上给予必要的扶持，鼓励集体和个人投资，积极引进外资，用于草原建设。牧区县必须按项目管好用好育草基金。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牧部门要做好牧草种子检验、检疫工作。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种子不得引进、流通、进行播种，发现有病虫害的种子立即就地焚毁。

第五章 草原利用

第二十条 使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应对使用草原划定季节放牧区和割草区，建立轮牧制度，使利用、休闲、更新交替进行。

第二十一条 合理利用草原，实行以草定畜，做到草畜平衡，禁止滥牧过牧。

草原草场、草甸草场利用率应控制在年产草量的60％左右；荒漠草场、半荒漠草场利用率应控制在年产草量的40％左右。

第二十二条 州、市（地区）、县草原（种草）站要定期测定贮草量，根据实际产草量确定牲畜饲养量和年末存栏量，每年秋末冬初对牲畜进行清理，凡超载部分必须在年底前自行处理。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三条 凡模范贯彻执行草原法和本细则的单位或个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各级人民政府要给予奖励：

（一）在牧草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种子检验检疫、建设饲草饲料基地中成绩显著的；

（二）在草原科研、资源勘察、规划和新技术推广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在合理利用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方面成绩显著的；

（四）在治理草原沙化、碱化、退化、水土流失，保护益鸟益兽，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中成绩显著的；

（五）在防止病虫鼠害、草原防火灭火中事迹突出的；

（六）在草原管理、监理工作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的。

奖励包括表彰、记功、颁发荣誉证书、奖金和晋级。

第二十四条 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受到侵犯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草原监理部门处理，受理部门有权责令侵权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草原监理部门给以处理：

（一）地质普查、开采矿藏、修建铁路和公路等征用草原，作业完毕，要限期做好表层土壤回填，恢复草原植被，并每亩按正常年景同类草原产草量年产值缴纳草原损失补偿费；

（二）未经审批开垦草原的，除令其限期恢复植被外，每开垦一亩，罚款100元至300元；

（三）在草原上砍挖灌木、药材、固沙植物和其它野生植物等，造成草原植被破坏的，除没收所得实物外，责令恢复植被，情节严重的每人每次罚款10元至50元；

（四）机动车辆在草原上违反规定行驶破坏草原植被的，每次赔偿20元至300元草原损失费；

（五）超载放牧逾期未作处理的，超载部分要加收草原养护费，收取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六条 在草原上违法捕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排废造成草原污染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对阻碍草原管理、监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无理取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草原管理、监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草原法和本细则的规定，或者有玩忽职守和其他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执行中的问题由省畜牧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今年4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征求意见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续审议稿延续了初次审议稿对民事证据种类和排序的修改，将“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至第一项。第六十三条被修改为：“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来源之一或者说可以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实现当事人参与诉讼，防止诉讼突袭，推动发现真实的诉讼进程，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然而，“当事人的陈述”重要性是否足以使之置于首位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的修改有待商榷：

１.“当事人的陈述”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哪些证据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据资格，这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应当依其对认定事实的重要性排序。民事法律关系是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而完成。这些载体直接反映了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可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意思表示载体，而是纠纷产生之后对交易过程所涉及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述。因此，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首先考虑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或者说证据材料。只有在法官认为有强化心证的必要时，才会考虑“当事人的陈述”。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对“当事人的陈述”甚为谨慎，要求法官通过其他证据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直言之，只有其他证据材料印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法官才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的一个环节。即使这一证据材料缺位，仍然不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２.将“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违背了证据排序的内在逻辑 证据种类顺序应当遵从证据的客观性到主观性的逻辑。之所以坚持这一逻辑安排，是因为它符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法官根据该证据种类逻辑安排所认知的事实涵摄到三段论的小前提之中，再根据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得出结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官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确保认定事实的客观性、中立性。与之相对应的立法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３.“当事人的陈述”所涉及内容具有补充性、辅助性 正如上文所述，“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载体，而是纠纷发生之后对意思表示的重述。这就决定了它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只能起到补充、辅助证明的作用，这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见一斑。《德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设置专节规定“讯问当事人”（包括第445、448等条）。该节分别规定了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对方当事人拒绝的后果等。对当事人而言，应该由当事人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向法官申请对另外一方当事人讯问；对法官而言，经过言词辩论、证据调查之后无法获得足够心证时，不论证明责任归属而讯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讯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讯问当事人。2000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目（勘验）之后增加了第367条“当事人讯问”。上述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协助法官发现真实，迅速裁判，但是“讯问”也仅限于法院认为必要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都视“当事人的陈述”为补充性、辅助性证据，交给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把“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到了第一项的原因，立法机关并未对此说明。因此，只能根据法条结构和法学知识推理修法意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它们都把“当事人陈述”放在首位，这与民事诉讼法理的辩论主义相契合。遵循这一思路，立法机关遂将证据种类的排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把“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与庭审两个阶段的对“当事人的陈述”的处理保持一致，以凸显民事诉讼辩论主义的特色。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排序的这一调整不仅与证据法理相悖，而且忽视了审判运作的规律。如果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意图强调“当事人的陈述”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设立相应的证明手段使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所阐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相分离，因为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有两个功能，即阐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由于两者交织在一起，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使“当事人的陈述”的内容分离出来。譬如，当事人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自认”，免除对方的证明责任，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立法例，通过法官讯问当事人的机制把当事人陈述涉及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剥离出来，这才是修改“当事人的陈述”最关键环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