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未成年人犯罪是危害我国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审判制度的构建方面还存有不足，如：没有专门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相关法律规定零散；未成年人审判机构不健全；庭审中，法官对于有关未成年被告人的身心特点、人格特征、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非法律因素关注得少；缺乏正式的人格证据调查制度等。面对当前未成年人立法上的漏洞，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一、建立专门化少年司法体系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订立一部少年法，少年法的内容不仅要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制度，还要包括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未成年人案件处理机制。

1.在刑事诉讼法中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该章可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合理内容，以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加以系统规定。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规定社会调查制度、法定代理人制度、强制辩护制度，实行不公开审理和暂缓判决制度，明确法庭教育分阶段进行等。

2.建立专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机构。在现行的刑事程序法律规则下进行少年法院或法庭的构建。在涉少案件频发或者人口密集的地方法院可以建立专门的少年法院，管辖区域一般为地级区域，如果区划比较大就适量增加数量；其他地方可设相应的少年法庭，一般在基层法院内部设立。把所有的涉少案件集约处断，统一归纳到少年法院或法庭的业务范围内，即除了受理少年刑事案件外，还受理民事、行政等各类涉少案件。

二、对审判人员和审判方式的特别要求

设立了专门的少年刑事司法审判机构后，还应对从事少年刑事审判人员和具体审判方式提出特别的要求。

1．审判人员的特别要求

审理对象的特殊性对少年审判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长，应由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的审判员担任，并应保证其工作的稳定性。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另外，女性往往比男性和蔼可亲，更具亲和力，女性担任审判长和合议庭成员，可使未成年被告人认罪服判，收到更好的教育后果。上述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人员基本要求，必须通过专业的训练才能够完备，法院应在改革中，建立培养一支稳定的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队伍，从而不断提高审判工作质量。

2．审判方式的特别要求

一是简易程序之适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需要，但应保持以下程序不被简化：其一，特殊诉权不能删简。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同时以送达《诉讼须知》的形式将被告人的各种诉讼权利详细予以告知。为了保证未成年被告人获得辩护，无论是委托辩护人还是指定辩护人，开庭审理时辩护人必须出庭。判决宣告以前应当耐心听取未成年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以确保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权。其二，社会调查制度不能删简。法庭审理时，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查明必须附有社会调查报告；公诉人不出庭的，可以由法院审判员代为概述社会调查报告的重点。其三，法庭教育程序不能删简。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虽然强调诉讼方式和过程的简易，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宗旨不能放弃，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仍然要贯穿在审判过程的始终。

二是圆桌审判方式。圆桌式审判方式在形式上表现为审判庭的布置模式由过去法官审判席与被告人对立式改为椭圆式，审判庭的总体布局体现缓和、宽松的气氛。在庭审时，要让未成年被告人与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多接触，配合法庭对其进行教育感化，使其认罪服法。要注意庭审阶段和语气的掌握，控、辩、审三方要注意运用与未成年被告人相适应的语气，减轻其心理压力。未成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法定代理人的发言，可以多角度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和犯罪原因，促使其认识行为的危害性。要强化判后法制教育，从而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自省、更生与改造。

三、完善人格证据调查制度

人格证据对于人身危险性的反映及预测功能在未成年人领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审判中运用人格证据应注意以下方面：

1.良好人格证据之运用。未成年人良好人格证据（如诚实、善良、守法等）是指证明未成年人的良好品格特征的证据，具体包括未成年人在其生活的社区或学习、工作环境中所享有的、公认的好名声，良好的行为方式以及特定的良好行为等。良好的人格证据可以反映出未成年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品格倾向良好，这也是对该未成年人将来的行为预测。运用良好的人格证据来判断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状况是轻刑化的应有之道。

2.恶性人格证据之运用。这样的证据一般不具有可采性，这是刑法的谦抑性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的必然展现。对恶性人格证据的采证，笔者认为，应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个别化要求的框架内来考虑。因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应体现教育、保护和适度惩罚这三种职能，注重未成年人长远的、健康成长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能够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罪行加以适当的处理，并以教育为主；另一方面，又要求能够尽量少地给未成年犯罪人留下司法的烙印。同时，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应当体现出对未成年犯罪人罪行的宽容态度，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恢复性矫治为主。所以，要利用一切可能宽和化的依据，切实尊重少年司法的恢复性和保护性理念。

（作者单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
　
2012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6次会议通过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这部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作出了统一规定,以规范裁判尺度、明确裁判依据。为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重大战略部署，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形成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在财产损失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在解释的条款上，未明确规定车辆贬值损失为赔偿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征求稿）（第五稿20100520）第六条【财产损失的范围】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的车辆等财产毁损、灭失的损失，包括车辆的维修费用、经营性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因交通事故导致车辆的使用中断所造成的损失、待销售车辆或明确适用于交易目的的车辆的贬值损失以及受害人的其他财产毁损、灭失的损失。前款所称的“车辆的使用中断所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为获得通常的替代性交通工具所支付的费用确定；前款所称的“贬值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鉴定结论以及该车辆的使用年限、受损程度等其他因素确定。
近年来，车辆损失的当事人主张贬值损失的案件逐渐增多，媒体上不乏有报导人民法院支持贬值损失的案件，从征求稿的存在到《解释》的消失，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一个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角度考虑，我赞成第五稿的提法，即在需要保护贬值损失时予以保护，又杜绝泛滥现象。
虽然解释未将贬值损失明确列为赔偿项目，但依据上位法《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第三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现今社会，汽车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一辆新车经维修，特别是重大维修后，即便其使用性能不变，但必定会导致本身经济价值的降低，因此，车辆减值费相对于汽车而言应当是一种直接损失，受损车主索要车辆减值费合理合法。在财产损害赔偿中，当采取恢复原状的方式并不能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时，侵害人还应当赔偿受害人的其他重大损失。这也正是最高院批复的营运车辆发生事故，不仅赔偿车辆的维修费，还应当赔偿受害人停运损失的法律依据。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解释未将贬值损失明确列为赔偿项目，依据上位法并非没有法律依据，贬值损失作为客观存在的损失，应该予以支持。

2012-12-23于静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