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TM机中被遗忘的信用卡取款的深层解读

内容摘要：现代银行是电子银行，与传统银行比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少人固守传统银行观念，遇到与电子银行相关的案件时，事实认识不清而分歧严重。笔者以电子银行的运行机制为视角，阐述银行电子代理人能够进行判断和实施收款付款行为。重申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的合理性，证实利用ATM机中被遗忘的信用卡取款是捡拾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特殊情形。

关键词：ATM机 服务器 电子银行 电子代理人 信用卡诈骗
　　
　　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中的信用卡取款，应如何定性？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很有争议。主要存在四种意见，分别是盗窃说，信用卡诈骗说，侵占说，不当得利说。此类案件时有发生，各地做法不一，损害了司法权威与公信力。
　　随着科技的进步，银行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实现了电子化、自动化和网络化。大家去银行办理业务时，似乎与过去的银行没有什么两样，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过去，银行以人为中心，人具有决定权，机器是辅助工具；现在，银行以电脑为中心，电脑具有决定权，人听命于电脑，成为数钱的工具。这是现代银行中的真实情况，与许多人想像中的银行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少人仍然固守着传统的银行观念，背离了现实，结果遇到与现代银行运行机制有关的案件时，案件事实认识不清，这就是案件定性众说纷纭的根源。
　　现代银行是电子银行，其结构是由一台服务器与许多的终端组成的电脑网络。服务器是核心，ATM机和银行窗口电脑（加柜员）都是终端。终端只能向服务器提出请求并执行服务器返回的指令，服务器收到终端请求后，独立决定如何办理，无需人工干预，服务器办理之后返回指令由终端执行。终端是ATM机，由ATM机自动执行，终端是窗口电脑（加柜员），则由柜员执行[1]。
　　在ATM机上取款分二步，第一步是输入密码，第二步是按键取款。第一步，客户的账户和密码信息写在银行卡的磁条上，当客户将银行卡插入ATM机后，ATM机能自动读入磁条上的信息，当客户输入密码后，能自动判断与客户预留的密码是否相符，具有判断能力。输入密码不正确时，ATM机将要求客户重新输入；当输入密码正确时，ATM机就视客户为信用卡的主人，允许进入操作界面选择服务项目。操作界面中有存款、取款、查询、转账等等多个银行服务选择项，需要客户手动自助选择，选择目的就是让ATM机运行对应的银行服务程序。当选取取款项时，ATM机将运行取款程序，运行过程中ATM机将要求客户配合，在键盘上按数字键输入取款金额。
　　客户按键并不是客户向ATM机发出指令。在设计ATM机的取款程序时，按键输入的数字，并不是作为取款程序的命令设计的，而是作为取款程序的外部输入参数设计的，所以按键不表示客户向ATM机发指令。ATM机取款程序运行后产生的结果，在形式上是ATM机向银行服务器发送一个电子数据包，在实质上是客户通过ATM机向银行服务器提出从自己账户中取款XXX元的请求。
　　当银行服务器收到来自ATM机的电子数据包后，自动解开数据包，提取其中的取款请求等信息，内含有请求取款的账户和请求取款的金额。服务器根据请求取款的账户，自动从数据库中（相当于过去银行的账簿）调取对应账户的相关资料，其中有账户的存款余额等。服务器将客户请求取款的金额与客户的账户存款余额进行比较，如果账户存款余额大于请求取款的金额，那么银行服务器自动运行自己的（非ATM机的）取款程序，从存款余额中扣除此次请求取款金额后，差额将作为新的存款余额保存到数据库的对应账户中，并作好账户的取款记录，同时向ATM机返回执行命令，即指令ATM机付给客户请求取款的金额，显示屏显示“交易成功，请提取现金”；当客户账户存款余额小于请求取款金额时，则银行服务器不运行取款程序，直接返回指令，让ATM机显示“余额不足，交易失败”。这里，银行服务器同样具有判断能力，不同情形都体现了银行的意志。
　　在银行窗口中通过柜员取款，客户的取款请求是由柜员操作电脑代替客户向银行服务器发出的，服务器收到来自终端（窗口电脑加柜员）取款请求后，服务器对该种终端发送的取款请求的处理过程完全与ATM机发送的取款请求一样，服务器处理后返回执行命令将显示在窗口电脑屏幕上，柜员收到指令后才会将现金付给客户。这里的柜员完全按银行服务器的指令执行，自身没有决定权。
　　另外，存款，转账，查询等项目与上述取款过程一样，无论客户在ATM机自助选择，还是在银行窗口由柜员代替客户选择，都是向银行服务器发送相应的请求，银行服务器收到请求后将自动进行处理，再返回指令由柜员或者ATM机执行。ATM机和银行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完全是模拟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银行业务时的思维与行为来进行设计的，其核心就是能够进行判断。电子银行的操作系统可以用文字或者图表的形式翻译过来，从而直观地证明电子银行相当于一个银行电子代理人，具有判断能力，能够代表银行意志，可以24小时随时与客户进行存款、取款等交易行为。
　　在ATM机上冒用他人信用卡取款的过程，与前述客户的取款过程完全一样。第一步输入正确的密码，相当于冒充合法持卡人骗过银行电子代理人；第二步按键取款，相当于冒充持卡人与银行电子代理人进行交易，银行误认为是持卡人本人提出了取款请求。这里前后两步是包容关系，按键取款向银行服务器提出取款请求，必然要冒充持卡人取信用卡中的钱款。假如只有取款XXX元的请求，谁要求取款，从谁的账户中取款都不确定，那么服务器就根本无法办理，因此，孤立的取款XXX元的请求，没有任何意义，是不可能存在的。有论者认为，输入正确密码是“冒充他人”，按键取款是“使用信用卡”，这是两个独立的行为[2]。此种观点，人为割裂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违背了客观事实，因而是不正确的。
　　利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并在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大，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其界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纳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根据前述关于ATM机运行机制的原理可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这是一部成功的司法解释，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中的信用卡取款，是捡拾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特殊情形。如果他人取款后，将银行卡遗忘在ATM中就离开了，那么这台ATM机处于可操作的激活状态，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取款、查询、转账、修改密码等操作。若有人利用这种激活状态，实施按键取款行为，如前所述，这时的取款行为必然要冒充持卡人才能实施。在这种特定情形下，行为人尽管不需要输入密码，但是ATM机的取款程序决定了行为人必须以持卡人的名义才能向银行服务器发出请求，才能取出信用卡中的钱款。显而易见，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内的信用卡取款，是捡拾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特殊情形，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其他的所谓盗窃说，侵占说，不当得利说，都因为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不能成立。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肖佑良


参考文献
[1]肖佑良，关于ATM机法律争议的全新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郭文利、卢武康、潘轶华，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内已输好密码的信用卡取款构成盗窃罪，《人民司法》02/2010
浅析监视居住的法律缺陷及其立法完善

陈思旺

监视居住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或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并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刑事诉讼，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其手段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区域适当限制。它是一种强制强度界于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之间的强制措施。这项强制措施在打击犯罪、维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以及执法上的偏差，监视居住在适用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这项措施的顺利实施，。当前,随着监视居住措施的普遍使用,如何完善监视居住制度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解决。
监视居住在立法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适用对象不统一
目前，有关监视居住适用对象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但三者对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却不尽相同，这势必影响法律的严肃性。
《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适用对象有二：（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１９９８〕２３号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有三：（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三）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年5月14日第35号公安部令）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则有七：（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从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章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法律的《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规定仅有二种情形，而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司法解释增加了第三种适用对象，这也无可厚非，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作为部门规章却把监视适用对象扩宽为
七种情形，这与《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相违背，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作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规定显然有不妥之处。
二、规定内容前后矛盾
其一、关于监视居住的期限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为六个月，这六个月是指公、检、法三机关监视居住的期限总和，并不是每一个执法机关的最长期限。但目前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和规定，却有指每一个机关各自有权使用最长期限之嫌，这样监视居住的最长期限则为十八个月。如第七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依法对被告人重新办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手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重新计算。这样规定明显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为六个月前后矛盾，这样使司法实践者陷入执法尴尬，也极易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其二、关于被监视居住对象脱逃转捕的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第九十四条与第九十九条的前后矛盾。第九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而第九十九条却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的公安机关应当提请批准逮捕。而目前我国刑法尚未规定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脱逃的应负刑事责任，当上述三种情形的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的，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条件是什么，检察院以又凭什么批准逮捕呢？这是很明显的罗辑错误。另外，刑事诉讼法的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中“情节严重”也另人费解。
三、适用范围与取保候审没有严格区分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均是相同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六条　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固定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各自的适用范围，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出现混乱，同样的情况有的适用了取保候审，有的则适用了监视居住。然而，监视居住在强制强度、监控措施等方面均与取保候审有较大的区别，要是在同样的情况下随意选择不同的强制措施则会造成对被监视居住对象人身自由权利的侵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本应与犯罪的轻重及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但正是因为立法上没有明确固定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各自的适用范围，出现办案单位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随意选择这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没有保证金，又无法提供保证人时才免为其难地使用监视居住。
四、缺乏相应保障条款
监视居住作为一种强制强度界于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之间的强制措施，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前处于不被羁押状态，但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以保证其随传随到的强制手段，但综观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却没有就如何何使用这一强制措施制定相应的条款，或者说条款过于简陋，无法保障该强制措施有效实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应当遵守的规定时，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相关法律条款。这先天性的不足，易使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肆意脱逃而不受法律惩处，无疑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则成了其规避法律的“帮凶”。二、办案机关在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应当遵守的规定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约束相对人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仅作了可逮捕法办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常有以上所述的情形而无法呈捕却不知如何去解决，也无法解决。当使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肆意脱逃时，只能感慨自己监控不力，特别是对经刑拘后因逮捕证据不足转监视居住而脱逃的流窜作案嫌疑人，根本无法开展继续侦查，就算花大力气把人重新抓回，也只限于重新监控而不能变更强制措施。基于此因，办案单位往往不愿做无用之功，到监视居住期满时写一“办案说明”解除监视居住而了事。正是由于监视居住的适用性差，导致一些办案单位不愿意使用，甚至对暴力犯罪或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违反规定采用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三、没有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的法律规定。如办案机关超期或违反违指定执行场所进行监视居住的，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向哪个机关申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机益？违法办案人员又该负何法律责任？现行法律、法规均无具体规定。且1991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行为不服提起诉讼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电话答复 ， 已明确监视居住不属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所列行为，公民对此不服坚持起诉，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至于公安机关违反相关规定进行监视居住的，可向上级公安部门及有关单位反映。这种只能“反映”的渠道不利于保护被监视居住对象的人身自由权利。
五、关于监视居住实施的法律条文简陋，可操性差
一是关于执行场所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中“住处”和“居所”的外延界定到底是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居住的“市县”，还是将其仅理解为居住的庭院或居住的房屋，因现行的法律、法规尚未作出严格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若按《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八条对“固定住处”“居所”的定义执行的话，那监视居住则成了变相的刑事拘留。另外，对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八条有作规定，但忽视了犯罪嫌疑人通常都是流窜人员，有的被抓时已是身无分文，这样“指定”就成了“没定”，且办案单位也不大愿意把流窜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本辖区，一些办案单位索性来个“没有监视居住条件”而直接放人，这极不利于刑事案件的侦破。
二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五、七项，只规定对检察院不捕、不诉需要复议、复核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视居住，却没有规定若检察院作出了最终决定后公安机关是否继续还是解除监视居住，致使有的办案单位对检察院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不捕或罪行轻微不诉的，也自认为有继续侦查的必要而不及时解除监视居住，消极地等到期限届满才解除。
三是具体执行问题：1、没有就监控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对被监视居住对象进行监控的程度如何，负有执行职责的公安机关在监视居住期间，到底可以做那些具体工作，是否可以以使用一些秘密侦查手段，如监听如何使用，使用对其同住人自由权造成侵害又怎么解决等。又如监视居住对象不得会见同住人及其骋请的律师以外的人，执行机关又该如何监控？现行的法律、法规均未祥细的规定。目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暂扣其身份证、机动车（船）驾驶证件”。我们姑且不论该规定是否有扩大解释之嫌，但在中国身份证件使用率低的情况下，扣押了身份证也难起真正的监控作用。2、执行机关的责任不明确。作出监视居住决定后，办案单位把法律文书送给执行派出所就基本完事，导致监而不审，监而不侦问题普遍存在，最多每个月只例行公事的做一份讯问笔录，对被监视居住对象的行为及表现不撑握，而派出所对被监视居住人的案情不了解，往往只限于知道本辖区有其人，由于事务繁忙而疏于监控。这样既不利于对案件的侦查，而且一旦出现脱逃或其他违规行为，就不知追究何人的责任。
六、没有对特别对象作出特别规定
当前，我国实践中出现以“双规双指”替代侦查行为的怪现象。可以说这是变相的监视居住， 其实质是非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机关的权力，有时甚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也参与其中，究其原因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五种措施是满足不了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对一些位高权重的高官进行职务犯罪的在刑事强制措施上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在法制社会中出现这种党政行为代替司法行为的现象亟待解决。
监视居住立法完善的建议
正因为监视居住立法的滞后，导致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适用性极差，对被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打击处理率低。为了正确适用这项强制措施，更好地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必须对症下药，完善立法。
一、从立法上统一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
为了避免监视居住对象随意扩大，保障法律的严肃性，我们应该修订《刑事诉讼法》，祥细列明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排除立法前后矛盾的罗辑错误，并建议明确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两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 不能把监视居住视为取保候审的一种特殊形式，以免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同样的情况有的适用了取保候审，有的则适用了监视居住。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监视居住的作用。
二、在立法上规定被监视居住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违规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监视居住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的情况，建议参照外国的保释制度，英国《1976年保释法》规定：被保释期间，被保释人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除没收保释金以外，还可以逮捕被保释人，以潜逃罪论。修订《刑法》，规定被监视居住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违反规定行为相应的刑事责任。增强监视居住的法律约束力，使被监视居住人自觉遵守有关的规定，变被动为主动。
三、在立法上完善实施监视居住的保障制度。
针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关于具体实施监视居住的条款简陋，可操性差的情况，建议由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制定《关于适用监视居住措施的若于规定》，就监视居住执行中的具体细节作出祥细的规定。一要明确规定执行单位、办案单位在监视居住期间的职责权限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派出所内设立专职的强势执行监控组，配备专人负责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管制、拘役、监外执行等工作。二要明确规定可使用的监控手段有哪些；三要明确界定“住处”“居所”的空间范围，特别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的具体做法。
四、在立法上规定对职务犯罪嫌疑人适用特别的监视居住程序。
法律明确规定“党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当前的“双规双指”明显是非法制行为。针对当前侦查职务犯罪实际情况，建议改革现有监视居住措施，将其分为一般的监视居住措施和特殊的监视居住措施，对高官的职务犯罪可规定远离特定地方实行监视居住，且监视居住的期间，一般以十五天为宜。从而使“双规双指”法制化。
五、在立法上明确被监视居住人的维权事项。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或羁押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根据这一规定，许多国家建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给予被羁押者提出异议、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羁押。这是我国未来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审前的羁押强制措施将受严格限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的强制措施将在侦查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监视居住措施亟待完善。为了保障监视居住的正确实施，有学者提出要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原则，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必须经过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官员的审查与批准。这一观点笔者不敢敢苟同，因为令状主义原则的实行的前提必须是司法权的完全独立，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不具有此条件，况且公、检、法三机关均有各自的办案范畴。我们应当从立法上完善被监视居住人的司法救济措施，一方面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明确检察院为监视居住的申诉受理机关，另一方应赋予被监视居住人对指定监视居所和监视方法不当提出申诉的权，同时还要明确规定办案责任人违法使用监视居住的法律责任。为监视居住的正确实施提供法律上的保障。